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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防止大法官求續任，以致投執政者或有力政黨所好，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5條第2項就規定，大法官任期8年且不得連任，以保障其獨立性。而從此法條文義來看，確實僅禁止連任，即任期屆滿後繼續擔任大法官，卻不否定卸任後擔任此職位的所謂再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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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從2003年以後，大法官採交錯任期制，故任期雖為8年，但每4年，就有8位或7位大法官任期屆滿，致須重新提名，以盡量避免所有大法官皆出於同一總統之手。而在如此的制度設計下，由於現任大法官很難預測4年後的情勢變化及總統是誰，則為求之後再任，而投執政者所好的危險，似乎就變得微乎其微。
但問題是，2007年原本8名大法官任期屆滿，但在前總統陳水扁重新提名後，僅有4人過關。而從此時點開始到現在，因有重提及大法官提前辭職等因素，使本來只有兩梯次、4年1次提名的大法官交錯任期完全被打亂，甚至還會出現1年1提，如去年提4位、今年提7位之情況。而在交錯任期制已不可能回復下，如果此次大法官再任獲得立法院同意，就等同確認，不管卸任多久，皆可重新被提名。
這首先就會發生在去年10月就任，並將於2023年9月卸任的4位大法官身上。因於此時他們已期滿卸任，但於隔年，即2024年，新任的總統又有今年就任且於該年卸任的7位大法官提名權，則前1年卸任者，是否可再被提名與再任，就會成為疑問。若以卸任不到1年來加以否定，就使法條解釋趨於恣意而破壞法律安定性；但若為肯定，實就與連任無太大差異，則投誰所好或押寶的道德風險自然就升高，這絕對與不得連任，以保證大法官獨立性的目的相違背。由此就完全凸顯出這次對司法院長的同意權行使，所必然產生的蝴蝶效應。
既然大法官得否再任，乃屬被提名者有無資格擔任此職位的前提要件，絕不是藉由立法院的實質審查即可解決。惟若要聲請釋憲，除有聲請門檻過於嚴苛的問題外，在所有大法官皆屬利害關係人下，肯定都得迴避，以致讓此等爭執得依賴難度更高的修憲來解決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）
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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